曾几何时，武大因为在一天之内接待了超20万赏樱游客，而被戏称为“珞珈山人民公园”，“看一场人海，成为了每一朵武大樱花的愿望”……

  时隔3年，武大校园重新对公众开放，作为一家教学科研机构，武大官微一天之内连发3篇赏樱预约指南，篇篇被点破10万+，火爆程度一如往常。

  其以珞珈山为屏、东湖水为镜的中国古典园林格局，与中西合璧的宫殿式近代建筑群，应该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。

  武大于一百年前兴建的这批校舍，甚至被收录进了目前世界上最具学术价值的建筑通史《弗莱彻建筑史》，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建筑史中的杰作。

  得益于这项人文遗产，在不少“中国最美大学校园”评比榜单中，武汉大学总能轻松摘得桂冠。

  虽然梅贻琦曾有名言：“ 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 但中国人为啥不值得拥有设施比肩欧美一流大学的校园呢？

  武大的兴建，就代表了一个世纪前，在那个国运衰颓的动荡年月中，蔡元培等一批教育家希望以高等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。

  今天， 阿信就结合《武汉城记：我们共同的历史与遗产（1860-1959）》来和你聊一聊，武汉大学近代建筑背后的故事。

 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中国终于结束了北洋政府以来的动乱不安，迎来了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黄金10年。

  当时的“国立武昌中山大学”由于已在战乱中破坏殆尽，于是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决定以此为契机，筹办“国立武汉大学”。

  建校之初，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即决定在郊外建设新校园，最终选定武昌东郊东湖南岸珞珈山（原名落驾山）、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。

  当时南京和上海都在酝酿都市发展计划，中国建筑也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，中国第一波传统建筑复兴的浪潮袭来，强调“中国固有之形式”，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使得建筑规划设计开始追求纪念性，中山陵就是这一风气的重要反映。

  武大新校舍属于时代洪流的一部分，筹建者雄心勃勃，要超越北京大学、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，建成一所真正的大学。校方对设计提出的要求是：“以宏伟、坚牢、适用为原则，不求华美。”校园建筑不追求装饰华美，但要求外观宏伟。

  校方将目光锁定在了美国建筑师开尔斯（Francis Henry Kales）身上，1925 年，开尔斯参加中山陵设计竞赛，并获得名誉奖第三名，是获奖者中唯一一名美国建筑师。

  开尔斯1882年出生于芝加哥，父亲是当地律师协会的领军人物，家境优裕。开尔斯1907 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专业，接受了严格的古典美学及造型训练，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建筑规划设计基础。

  1928 年，开尔斯承接了武汉大学的选址及校园设计工作。开尔斯将20 世纪初美国流行的“布扎”式规划思想和中西合璧的建筑规划设计思想贯穿始终，正体现了“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”，又保存“吾国美术之优点”的要求。

  开尔斯将武大主要建筑放在由狮子山、小龟山和火石山围成的山地上，分成东、西两区。

  中央是由从周围山头推下的土石堆成的运动场，运动场东侧是大礼堂，西侧是体育馆，二者确定出校园的东西主轴线。

  方顶的工学院立在三层台基上，楼内正中为从底部直通到顶的五层中庭，上方覆盖着全由玻璃制成的屋顶。如此巨大贯通的共享空间，当时在整个世界都很罕见。

  左： 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建筑群，开尔斯设计手稿； 右：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划方案。

  开尔斯模仿圣索菲亚大教堂，为理学院主楼设计了一座弯顶，由混凝土肋拱支撑，外侧设一圈短扶壁，扶壁之间开高窗，具有浓郁的古典主义气息。

  理学院内部一层顺着山势，建了两座扇形的阶梯教室，这种老师在下、学生在上的教室，当时在国内尚属首例。

  关于珞珈山校园的建筑规划设计师，除了开尔斯，近年来，通过查阅图纸档案，还发现了看到了以“合作建筑师”（Associated Architect）名义署名的“P.G.Lee”，即近代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李锦沛（Poy Gum Lee）。

  李锦沛参与武大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时间，与其参与直完成南京中山陵工程后续设计的时间一致。

  因此在武汉大学的这些建筑设计细节中，我们还能够正常的看到很多来自中山陵元素的移植。

  上左：中山陵祭堂四角的大方柱；上右：武汉大学文学院大方柱；下左：中山陵碑亭上方圆拱处花草锦带浮雕；下右：武汉大学男生宿舍大圆拱门。

  在1929年11月由开尔斯、李锦沛共同署名的武汉大学男生宿舍第一版设计图纸中，不难发现其三座门洞上方的歇山顶阁楼，屋顶装饰细节与中山陵各建筑的屋顶高度雷同。

  以中山陵祭堂为例，将其立面图与武汉大学男生宿舍门楼第一版设计的立面图对比，其歇山顶上各种几何抽象化的鸱吻、脊兽、仙人等装饰构件，图案造型几乎如出一辙，这些图案显然也都是李锦沛自中山陵所带来的移植。

  武汉大学工程自1930年开工兴建，主要校舍建筑均由浙江宁波帮商人经营的营造厂承建，其中一期工程主要项目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承建，二期工程主要项目由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。

  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协盛营造厂，近代武汉，它是承担工程建设项目最多、范围最广的一家营造厂。

  汉协盛在武汉承担过工业、商业、民居、宗教建筑、学校建筑等几乎所有类别建筑的施工，低层与高层建筑、各种建筑结构兼有，古典主义、折中主义及现代主义建筑齐全，推动了武汉建筑施工体系的确立和完善。

  由于当时正处在社会历史巨大变革时期，营造厂的中国工匠在学习新的建造方式之外，往往还是以自己熟悉的中国建筑施工方式来进行施工，在设计师有意的中西折中之外，又进行了“二次折中”。

  使建成的建筑拥有了更多的本地化风格，也使武汉的城市面貌在冲突与融合中向近代化发展。

  流行的说法是，文、法学院左右相对，呈现出“左文右武”的格局：文学院建筑屋顶采用翘角，寓意文采飞扬；法学院飞檐则很平缓，象征法力正直，执法如山。

  从开尔斯的早期设计图纸来看，图书馆旁边的两栋大楼起初都设置为文学院，都是带有天井的口字形中式屋顶大楼，是一对标准的姊妹楼，并不存在“左文右武”的功能设计。

  其屋角的设计也是同样起翘平缓的北方官式建筑风格，而这也符合20 世纪30 年代的建筑风潮。

  当时，来华参与“中国固有之形式”运动的外国建筑师们对于中国南北建筑风格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，即倾向于“更紧缩”的北方风格，而非繁复的南方样式。

  另外，就发生在以南京、上海为核心的“中国固有之形式”运动的真实的情况来看，当时在这两座大城市兴建的众多复古的“固有形式”大屋顶建筑，多数采用了与当地原有南方建筑迥然不同的北方官式建筑风格。

  那么，为何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屋角会是出挑较远且上翘的南方建筑风格呢？这可以从文学院和法学院不同的建筑时间上找到答案。

  文学院属于武汉大学校园一期工程，由汉协盛营造厂承建，于1930 年4 月开工，1931 年9 月竣工；法学院则属于二期工程，由上海六合贸易工程公司承建，于1935 年8 月开工，1936 年8 月竣工。

  在珞珈山校舍一期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，开尔斯积劳成疾，只得在上海卧床休养，自然无法再到现场查看，直至1932 年年初，他听闻武汉大学全体迁居新校舍，才扶病而来。

  在汉协盛承建的武汉大学校园一期工程中，南方工匠们或许是出于建筑风格上的惯性，或许是出于本土意识的膨胀，其承建的所有建筑：文学院、学生饭厅及俱乐部、理学院和男生寄宿舍这些建筑的屋角都采用了上翘的南方建筑式样。

  当时全权代表开尔斯的德国建筑师石格司，显然并不熟悉中国建筑风格的地域差异，也没注意到这种细节，径直在设计图纸上签字通过了。

  1932 年春，开尔斯扶病前来欣赏自己最伟大的设计作品时显然是失望的，从二期工程的图书馆和法学院的平缓屋顶中，能够准确的看出他坚持自己建筑风格的决心，哪怕是以牺牲狮子山建筑群屋顶造型的统一性为代价。

  最终，汉协盛的本土主义和开尔斯的坚持己见，演绎出了后人对此“左文右武”的误读与趣谈，也可算作近代建筑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  武汉大学建造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从选址规划到设计建造，前后历时8 年。

  为打造这一中国最美校园，蔡元培、李四光、王世杰、叶雅各、开尔斯、沈祝三等一批能人义士都倾尽了心血。

  武汉大学男生寄宿舍是一组雄伟壮阔的宫殿式建筑，俗称老斋舍。因其下方沿路种植樱花，每到樱花盛开时节，远望如同樱花丛簇拥着的一座城堡，故而又称樱花城堡。

  男生寄宿舍分4 个单元，布局别具一格，每个单元房间数量自一层至四层依次递增，有“布达拉宫”的即视感。

  连通各楼层的楼梯顺着山势建在单元之间及宿舍两端，各108 级（现为95 级，底层部分因路面加宽而被抬升的路基淹没）。

  开尔斯将这一“天平地不平”的设计手法运用到了多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中，从而巧妙克服了山势起伏、各楼层基址不在同一高度的问题，使建筑融入自然，并充分借助山势张大立面效果。

  此外，开尔斯还设计了三个罗马券拱形大门，从而令4 栋相对独立的宿舍建筑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，并在三个大门之上加盖一层中式歇山顶亭楼，既美观又更增高势。

  随着狮子山顶图书馆的修造完成，人类能站在山下，通过与其在同一轴线的中间拱门完整地欣赏图书馆的美景，折中造景手法完美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借景与框景手法，令人赞叹。

  武汉大学老图书馆神似戴了一顶皇冠的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有如“新世界的卫城”，威武庄严地矗立在武汉大学校园核心区狮子山巅的中心位置，背对东湖，南向珞珈山，通过其广泛的视野可达性，成为统摄整个校园的精神核心。

  黎元洪家人曾多次与武汉大学交涉，请求将黎元洪遗体安葬珞珈山，这也是笃信“风水”的黎元洪的遗愿。

  但是，受够了在建校初期迁坟之苦的武汉大学元老们，早已在1932 年3 月18日就正式做出了校园界内不得再建新坟的决议，校方对于捐资功臣的这一要求也只能屡次委婉拒绝。

  到了1935 年，国民政府拟定于11 月24 日在武昌为黎元洪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。在此之前，黎元洪家人趁机再度与武汉大学交涉。

  黎家此次有备而来，已探知武汉大学早有建总办公楼之意，且已完成设计的具体方案，但苦无经费支持，遂以捐资建造行政大楼为饵。但坚持原则的王星拱校长，权衡之后毅然忍痛放弃行政大楼，婉拒了黎家的这一请求。

  折中的结果是，武汉大学接受捐助，兴建宋卿体育馆，并在体育馆外部的东西各设一喷泉和游泳池，但这两个附属建筑连同王星拱校长答应黎家的“宋卿前大总统纪念堂”，都随着抗战的爆发而中断以至终止了。

  1937 年秋季开学，宋卿体育馆正式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，但仅使用了一个学期，武汉大学师生即因日寇进逼而西迁乐山。

  在此期间，1938 年3月29 日—4 月1 日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珞珈山举行，策定抗战建国的大政方针，宋卿体育馆就是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分会场。

  稍后，宋卿体育馆还成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一个受训场地，蒋介石曾在此对参训军官进行点名训话。

  蒋介石在武汉九一二操场（如今的奥场）检阅训练团，清晰可见后方的武大校舍。

  1938 年10 月25 日，武汉沦陷，武汉大学成为侵华日军的中原司令部，宋卿体育馆则成为日军军官俱乐部。

  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学府，武汉大学记录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演变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发展，在近代大学校园建设史上留下了艰辛却又充满成就的一页。

  同时，作为抗日战争及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和人物的见证者，武汉大学也成为一处弘扬爱国思想之地。